整个民族的热情，像火山熔岩般沸腾起来，它的力量那样大，简直要把那个霸权，从帝国宝座上摇撼下来。于是，这幕壮烈的悲剧，被这力量推到了高潮——民主与专制，强权和真理的搏斗展开了。没过一个月，苏式坦克就冲破了那道用“社会主义大家庭”词句铸成的铁幕，把霸主的黑手伸了进来。重建人道社会主义的改革被暴力囚禁了，建设“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被鲜血淹没了……而他，和他的几个同志，竟被从中央委员会驻地，直接押上了一架没有座位的苏联货机，飞到了莫斯科。

  【导言：这是一篇用准小说形式写的东欧国家的改革和改革家。但其中的历史事件、某些细节，以及小说中的主人公——他，都是真实的。选择这样的形式，是为了深入到改革家的心灵世界，让读者不仅看到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更能看到他们作为人的真实一面。而这，恰恰是我们认识政治人物时，最容易忽视的；对于作者来说，借用一点文学手段，还可以对他们的人格多一些情感上的表达……】

  布拉格的冬夜又冷又长，冷清清的街道上酒满了白霜似的灯光，圣乔治教堂的两个塔央，隐隐约约地耸立在黑云里，给布拉格刻出了一个阴沉沉的空中轮廓。人们懒洋洋地用睡眠打发漫长的冬夜，可临近黎明，依然是冷飕飕的寒风。这让人绝望，严冬、寒夜仿佛被冻结了，不再离开这儿，不再给春天让出位置。

  可布拉格毕竞有过春天——那个给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留下辉煌而又惨烈一页的春天。

  对他，一个老人，对那个春天的怀念，几乎是晚年生活的全部；因为他曾经是春天里的明星，是那个春天的播种者。

  然而，他们播下了希望，收获的，却是苏联坦克所送来的霸权；因此，他的怀念，更多是深深的痛楚和检讨。

  锥心般的回忆刺痛他的良心。他追问自己：1968年，如果他没有去激发民众的改革激情，如果他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另一种方式迎接春天，那场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幌子的入侵，会不会成为事实？

  他老了。这天下午，他终于得知被人隐瞒了好几个月的病情！他是晚期肠癌，他的生命屈指可数。

  他并无恐惧，几十年政治生涯的苦难锤炼，他对个人的生死荣辱淡然相对；然而，临近生命终点之际，那个没完成的检讨，还纠缠着他，使他在完成艰难人生的最后旅程时，再作一次痛苦的回忆和探索……

  “布拉格之春”的前奏是从捷共、共和国总统若沃提尼的失势开始的。1967年，若沃提尼不成功的经济改革招致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强硬地拒绝政治改革招致了党内改革派的反对。他那像铁一样稳固的权力开始摇晃了。那时，一年前从监狱走出来的他，刚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资格。

  他18岁投身革命，40多年的革命生涯，有将近一半的岁月是在贬职、批判、监禁和流放中度过的。

  从监狱出来，他多次给若沃提尼写信，要求会见，都没有被这位曾经的亲密战友所搭理。可是这天，若沃提尼亲自打电话到他家里，问能不能见见面。

  会见是在驻地的城堡（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故宫）。只有他们两人。跟他讲，党内高层对改革形势的认识分歧很大，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谈了自己一年多来，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所听到、所感受到的社会问题……但很快，若沃提尼打断了他，说是想进行人事变动，想改组党的主席团。说已经拟好了一个方案，打算把他也选进主席团。若沃提尼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主席团名单草案，走到他面前。遮住其他人的名字，将他的名字指给他看。

  他不能站到若沃提尼一边。以政治立场上论，他赞成弱化权力的改革；以政治品质论，他反感这种密室里的政治交易。否则，他也不会几次沦为政治囚犯。

  他回避了这一个话题。他告诉若沃提尼，仅仅靠主席团的人事变动，恐怕很难让党走出目前的困境。现在党内外呼声最高的是对集权制度的改革。现在最该做的是党政分离、是削弱权力。如果若沃提尼能松开手，放弃一个职位，那对重建党的权威和改革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他对若沃提尼说，“您能够继续留在城堡里当总统，这对一个人来说就够了，由别人来当。”

  若沃提尼没有作出强烈反应。而是问他，谁合适接替。他认真地在他们共同的战友中寻找。若沃提尼只是听着，既没反对，也不点头……

  第二天，若沃提尼又一次召见了他。他们在散步中交谈。若沃提尼甚至用他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假名称呼他。仿佛还记得当年的战友情。

  若沃提尼说，“我把你的建议对老同志们讲了。他们都反对这个建议。他们都不同意我辞职。”

  他答应再想一想，但对若沃提尼提到的那些老同志却毫不留情面。他直言不讳地对若沃提尼说：

  “不要太信任那些所谓的老同志！他们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掘墓人！他们关心的，不是你继续兼任两个职务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他们的自己的职位！”

  第二次会见，不欢而散。他对自己想将这些官僚拉入改革快车道的幻想彻底破灭。他知道，与若沃提尼的两次会见之后，他俩不再有几率会成为盟友；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天，若沃提尼抽屉里有两份名单。他没看到的另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将要逮捕的人。只等若沃提尼签字就可马上执行。

  庆幸的是，迅速壮大的改革力量阻挡了若沃提尼的行动。1968年1月，若沃提尼辞去了，只保留总统职位；而他，则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

  职位的上升并没改变他对民意的重视。他比以前更加关注人民的意愿和改革诉求。他那高大的身躯和满是花白头发的脑袋，频繁地出现在民众中，出现在各式各样的演说厅里。他在报刊发表文章，在电台和公众场合发表演说，宣传党的复兴计划。他成了青年人的偶像。一次在人民会议大厅演说，三千人的大厅居然挤进了六千人。

  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春天里的战斗，三个月后，若沃提尼最终放弃了全部权力——辞去共和国总统职位，从待了十二年的搬了出来。改革终于进入了快车道。

  一个时代结束了。捷克人为平庸的独裁者的下台欢喜若狂，却并未止步于此。捷克人期待着权力的替换能带来体制的改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在权力更替时，都会有的愿望；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没有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浮躁，更没有趁着权力的短暂弱化而将仇恨和愤怒变成破坏力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他们的教养和成熟，谨慎地将希望隐藏在默默无声的思考中。他们屏住呼吸，凝住行动，期待着改革派领袖们，能将知识分子一年多来对政治制度的反思、批判，化为政治改革的纲领和行动……

  他和其他改革派领袖，当然能感知到人民的期待和厚望。但又深知责任重大，他们必以更多的理性和谨慎，去规避十多年前的匈牙利和波兰所上演过的悲剧。

  这是左右两难的历史使命：左边是激情带来的前进冲动，右边是责任带来的审时度势；左边是民众的殷殷期盼，右边是那个霸权的虎视眈眈。

  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七十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的《两千字宣言》在作家协会的《文学报》上发表了。这是一封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及所有人”的公开信。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人民有这种罪过。人民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其实就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经过了20年没有受到任何人反对的统治之后，这个领导显然必定疲沓不堪了。

  那个制度的基础和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全部缺点，显然已经完全熟透了。因此，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没有举国欢庆的理由，只能说有了一线希望……

  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劳动者手中；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

  他完全赞同这样的反思和批判；但另一方面，他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认识水准，并不比这些作家、学者低。《两千字宣言》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他在漫长的囚徒生涯中有过同样的思考；出狱后，他多次深入底层，了解民众的生存状态。1967年以来，在党的上层，没有第二个人比他到过更多的工厂、农庄、学校。因此，当捷共商讨和设计改革行动时，他是最激进的一个。他主张用更大胆、更直接的话语，向人民说出真相，用最大的勇气将改革向前推进。捷共在1968年4月所颁布的《行动纲领》，就包含有他的这些思想。这个被称之为《四月提纲》的行动指南，比知识分子的这份《两千字宣言》足足早了两个月。

  《行动纲领》对党的自我批判同样尖锐。他以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身份，直接参与了检讨党的蜕化变质部分的起草。

  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

  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身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党的威信不是逼出来的，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行动不断赢得。它的路线不能靠命令来贯彻。

  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知识分子的参与是多余的、是给政治家添乱。他觉得，民众有对国家大事进行思考、表达、甚至批判的权力；那不是领袖的专利。

  他在监狱里认识过许多思想犯。这些思想犯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痛苦不堪，觉得他们比自己更冤屈、更悲惨；他毕竟参与过政治斗争，毕竟有过政治行为；而这些知识分子仅仅是思想了、言说了！进入主席团后，他对自己发誓，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绝不允许再发生因言获罪的悲剧。

  他认识《两千字宣言》的执笔人瓦丘利克。记得这位著名作家在1967年6月作家代表大会的尖锐发言；那一次，瓦丘利克的一句话，曾经传遍了布拉格——

  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当权者喜欢那一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正真获得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的更高级的需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所有这些来自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他都同意；但他比作家、学者更了解改革的巨大阻力——隐蔽在高层内部的反改革势力；以及，来自外部的赤裸裸干涉、威胁；因此，他不能接受《两千字宣言》中的某些表述；他认为那是很危险的——

  他赞赏知识分子的胆识，也为他们誓死捍卫改革的声援所感动，但他必须压制自己的感动，给人民的豪情泼泼冷水。在一次演说中，他对那些希望实施更激进、更大胆改革的青年们说，”不要把国家的重大问题过分急躁地提出来。你们一定要考虑一个现实，你们去看看地图，看看我们的国境线，谁是我们的邻国……绝对不能低估你们对我国安全所负的责任！”

  一直高度警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进程的莫斯科，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各种途径传递他们的威胁：

  ——苏联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莫斯科或基辅，就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生的事，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

  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进攻，从而危害到整个社会主义的体系的利益……

  势力利用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其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动派利用《两千字宣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反对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捷共中央主席团，深切地感受到了十二年前匈牙利所经历的危机：人民会不会被狂热引向歧途？敌人会不会找到武装干涉的口实？

  主席团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犹豫、争吵，准备应对这些外部的压力。几个亲莫斯科的主席团成员，强烈地指责《两千字宣言》，要求惩处所有的签名人。而以他为首的改革派，却要求保护，珍惜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热情。

  经过磋商、妥协，主席团同意不在回信中提及《两千字宣言》，只在国内发表一个特别声明，谴责《两千字宣言》“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给华沙条约首脑会议的回复，是以捷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回信的语气很温和，却坚决否认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相反，回信肯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改革成果——

  我们认为没有一点现实的理由把我国当前局势叫作反革命局势，没有一点理由说社会主义制度遭受到直接的危险……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的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这样的回复当然不可能平息莫斯科的愤怒。很快就有消息传来，数十万苏军正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动。于是，捷共主席团又一次作出妥协：同意就自己的内政与苏联谈判；但谈判地点不能选在莫斯科或基辅。商议的结果是，这次对捷克改革命运生死攸关的会谈，放在捷苏边境的切尔纳小镇。

  于是刚刚上台的改革家们，只好放下雄心勃勃的改革设计，向苏捷边境出发，去参加切尔纳会谈，希望用外交上的忍让，化解有几率发生的武装于涉。

  捷共中央主席团只给布拉格留下一个成员——那就是刚上任不久的国民议会主席、以激进和热情著称的他。主席团希望以他的演说才能和在民众中的强大影响，去驾驭、引导千万民众的狂热，让他们冷静下来……

  他不怕承担重担。在40年代反对德国人的起义中，他以演说家激情和组织家的缜密，使反抗法西斯德国的火星变成了熊熊烈火；在50年代，当他发现了官僚化趋势在新政权内部滋生、蔓延时，他又以一个战士的热情投入了新的战斗；但那一次，他的斗争成果，是五年监禁和八年流放生活。

  这种政治斗争真是毁了不少人。一些即使在敌人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下也能保全气节的人，也在“自己人”的打击下崩溃了；而另一些人，却被权力异化成耍弄手腕、权术的政客，或是照章办事的官僚机器。

  但是他，不愿意压制自己的政治激情。他以为，没有这殷激情，良心便不能正常跳动，革命意志便会渐渐枯竭。正是他的激情和果敢，在1968年春天，他成了最有威信，最得人心的政革派领袖之一。他被外界看成是“杜布切克的谋士”，“捷克改革四巨头”之一。

  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两千字宣言》时，他激动过，从心底呼喊过“革命激情万岁！”

  然而现在，偏偏要让他来冷却人民由《两千字宣言》激发出来的似火豪情。这真是艰难的差事。但他又知道，这是一定得完成的；因为他，不仅是革命家、演说家，还是担负着历史重担的政治家。

  那天，那个帝国的大使要求接见。这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习惯用脸色来传达主子的旨令。大使板着脸，以军人的步伐迈进会见厅。一句问好的话没说，就用冷冰冰的俄语讥讽道：

  他不喜欢这个人，尤其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所以同样用冷冰冰的俄语回答。他懂俄语，他在莫斯科留过学：

  他的回答冷静而且干脆：“这是作家们的事，大使同志，他们有权说出他们良心所驱使的话。”

  “你是指改革的呼声吗?”他问。想到人民为支持改革所爆发的热情，他感到心脏被一股热血涌动了一下，“那是我们党在四月《行动纲领》里公开宣称过的……”

  “连您也这么说?”大使故作惊讶地问，打量着他，“主席同志，据我理解，你们所说的改革，应该是针对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科学技术而言。如果您看不出这与那些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我非常遗憾……”

  “我也非常遗憾，大使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居然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而空谈什么改革。”

  于是，真是外交史上罕见的事——一个大使，居然向驻在国的首领发起脾气来！大使严厉地质道：“既然您为他们辩护，就请您解释宣言中所说的‘还可以拿起武器’是啥意思？”

  他胸中的一股火焰猛地串了起来。但他马上以最大的克制将火压了下去。他深知这一个话题太敏感，敏感得像地雷的引信一样。那是一定不可以触碰的。

  “这或许只是知识分子的神经过敏，”他说，口气缓和了许多，“大使同志，知识分子难免有言过其实的表达方式，这能够理解。”

  “可我们的神经还没有迟钝到连赤裸裸的反革命号召都不能鉴别的程度……主席同志，你必须澄清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将向谁诉诸武力？！”

  “那并不是我们党的文件，我不能解释。不过，如果您有兴趣，我可以谈谈个人的看法。或许他们是假设，是虚构的某种威胁……您知道，虚构是作家的职业习惯……”

  “可我们的习惯是从各种现象中看到本质；而我们的责任，是要把隐藏在任何形式下的反革命势力揭露出来，消灭掉！”

  “我们不希望‘匈牙利事件’重演！我们将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危险！”

  他沉默了，又一次以最大的毅力把渴望战斗的欲念和热情压了下去。他不能在这个人面前把关于武力的话说出来——尽管他非常想说：“是的，我们大家可以拿起武器！我们有权力拿起拿起武器来捍卫我们的信念！”

  他最终还是痛苦地把自己的冲动抑制住了——为了给切尔纳谈判的同志减轻点儿压力，为了给改革事业争取一点时机，他得把个人的委屈抛开，把民族的屈辱独自吞下。

  他突然抛开俄语，用捷克语打着官腔说：“我们对您的看法表示关切，并感谢您对我国事态的关心：谢谢，大使同志。”

  大使沉下脸来，继续用俄语说：“我提请您注意，主席同志，您肩上的担子与我们一样沉重，贵国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关头，而眼前正在发泄的力量，却促使它向死亡靠近……”

  他没有看到什么死亡的力量，而只从这个蛮横的大使身上，看到了那种虎视耽眈的霸权威胁。他断定，同志们在切尔纳的谈判桌上，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然而人民无法冷静下来。经历了二十年的思想荒芜和政治禁锢之后，改革的希望使人民的政治嗅觉变得敏锐起来，任何一点点来自改革对立面的言行，都会使他们警惕、愤怒！

  那个帝国的威胁被人民感觉到了。就在会见大使的第二天，他被许多个民间的代表团、请愿团包围。这真是艰难的工作，他让代表们冷静、放心，可他自己却无法抑制内心的忧虑和愤怒。所以，每次接见，都无法使代表们安静下来，而外面还没完没了地要求接见。最后，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把要讲的公布出去，以安抚人心。

  招待会设在伏契克广场西面，民族礼堂二楼会议室。首都各家报纸都派了记者，而人数最多的，是作家们的机关刊物《文学报》的记者，他们中有《两千字宣言》的签名人。他半开玩笑地招呼道：

  招待会没有一点礼节性程序，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这次邀请的目的：“同志们，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那种不安定的急躁情绪，正阻碍着改革的进程，而我们某些报刊文章却在促使这种情绪的蔓延。我请大家来，是希望同志们在热烈地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还应该冷静地想到责任……”

  他的话被人打断了。一个瘦弱的中年记者站了起来，他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问：“对不起，主席同志，我打断一下您的话。您所说的那种情绪，是指急切的改革愿望呢？还是指叫喊着报复的反社会主义情绪？”

  “指所有缺乏理智的狂热，”他说，“尽管发出这些狂热的动机不同，可它们都可能招致相同的后果。”

  “请允许我再问一次：您所说的障碍，是指这些情绪本身，还是由这些情绪所招致的——比如，某种外来阻碍？”

  他沉默了，但随即就坚定地说：“没什么外来的，同志们，否则，这种观点本身就很危险。改革事业需要的是冷静的思索，精心的设计。我们一定要压制革命时期所有过的热情和冲动。”

  “因此就更要求我们抑制一切盲目的力量，不让它们使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

  “这不公平，”那位记者激动起来，失去了文质彬彬的态度，“主席同志，您把那种力量称之为盲目的，是不公平的。无论这种力量多么不冷静，可它并没有危及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危及的是官僚政治；而这种官僚政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缓慢而稳妥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他又一次沉默之后，又一次以坚定的声调继续自己的回答。他清楚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不得人心的角色，但又必须扮演。

  “同志们，你们能用哪一次历史事实上，仅仅靠狂热就能把理想变为现实？可我却有许多相反的事实！我们不愿意看到那类历史悲剧在我们这儿重演。所以，我们要看后果！后果！同志们无论多好的动机和愿望，只要它可能危及我们的最终目标，我都表示反对！”

  会议室一片喧哗，有人高声喊起来“除非存在外来干涉的危险，否则，您的假没不能成立！”

  “我断然否认这种观点！”他也大声喊起来，企图让人安静下来，“我警告诸位，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我们声称的危险是在民主的幌子下，在狂热的掩护下，那些正在蔓延的非社会主义情绪！”

  记者们又一次沸腾起来，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感到意外、不服。那个带眼镜的中年记者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低声地说：

  “我了解您的经历，看过您的全部著作，也听过您的大部分演说；因此，我发誓，这不是您自己要说的话！”

  “如果这样，站在您面前的我们也不是一群记者，他们的问话也不对各家报纸负责。您面对的是人民，您必须在这儿把人民所面临的一切都讲出来！”

  “可是，”眼镜记者的声音是忧伤的，“要是连独立和真诚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改革？”

  “我不信！”记者激动了，提高了声音，“我不信屈辱能换得独立，我不信！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奇迹。您变了，主席先生，您以前从没有在灾难面前熄灭过自己的热情，从没有在威胁面前停止过反抗。妥协——无论是多么冷静的妥协，都不是您一贯的主张。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变化与您的权力增长无关！”

  “不，有关系！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这种责任提醒我，安定和秩序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争取的！”

  在这些喧闹声的烘托下，记者的逼问使他产生了一丝凄凉的孤独。他丢开戴眼镜的中年记者，对大家说：“人民有权耍求党作出更大的冲击，有权要求我们在改革道路上迈更大的步伐，但人民必须把信任交给党。没有这种信任，前进的步调就会打乱……”

  “这种信任必须用另一种信任换取，”眼镜记者轻轻插了一句，仍然是对着他一个人说的，“就是对人民的信任——信任民众的智慧和力量。”

  “要是你们看到了另一种力量……”他说了一半，便噎住了，不无苦衷地改口说，“就历史和理论讲，你所说的力量是伟大的，但就眼前的现实讲，它却无能为力。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同志，你书生气太重。”

  “不，我的结论不来自理论！”记者不服地喊起来，又扶了扶眼镜。对他瘦削的面孔来说，那副眼镜似乎太大了一点。他向临广场的窗户走去，打开了一扇窗户；窗外广场上，挤满了人。记者指着窗外的人群说，“我的结论是从他们身上得来的。您必须见见他们，听听他们的呼声。假如没有这种了解，无论把这个记者招待会开到何时，都是毫无意义的……”

  记者招待会的消息不知是何时传出去的，民族礼堂外边围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要了解改革的步骤和命运，要知道切尔纳会谈会不会扼杀他们的希望。这些人已经聚集了一个多小时，希望尽快地从记者那里得到令人欣慰的消息。

  现在，看到二楼窗户打开了，一些人在张望，便猜到这与他们关切的事有关、与他们目前的存在有关。于是民众高呼着接见的要求，希望他出来解答问题。

  人们的关切、期望、热情随着这些呼声，传进了二楼会议厅，将领袖与他们连结在一起了。要割断这种联系是不容易的。

  在以往的岁月，这种联系极少极少。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森严的警卫、高大的围墙，以及高级轿车的避弹玻璃隔断了权力与民众的通道。而实际上，要阻挡这种接触，唯有冷漠无情的官僚气派；而这，恰恰是他所欠缺的。

  于是，原来决定抑制感情，用理智去告诚人民的他，决定停止招待会。他要以自己的热情去冷却人民的热情。他以为这样会轻松些，容易些。

  会议室外侧有个露天阳台。几张桌子，一副临时拉起来的扩音装置，就把会场布置好了。

  他一走到麦克风前，一句话没说，就获得了长时间的欢呼和掌声。单是这种不拘形式的接见，就令人感到亲切；单是他不拿讲稿这一点，

  就使所有的官僚相形见绌。人们流着眼泪，欢呼着他的名字，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

  他讲改革的任务，改革的措施，讲改革在冲破重重障碍之后的前进准备。他从容不迫地演说着，有时停下来，仿佛在选择字眼，在积蓄力量，然后喷射击来，使一个个词句像是夹带有火星，让人感到了他内心的烈火。

  人群被一股巨大的热情笼罩着，久久没有响声，没提问题来打搅他。然而，正因为如此，要冷却人们的计划，在沉静中失败了。此时，在一个个内心世界，信心和热情正化成火焰。当他讲到最后，当他要人们相信“改革的前进决不会逆转，任何阻挡都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时，人们并不离去，他们太兴奋了，他们要知道前进的具体方式，障碍的具体表现。

  他又费了许多时间安定人们，断言不存在任何外来的干涉。但这一次，他没能说服人，他的话没有热情——一颗正直的灵魂很难把热情给子谎言——而没有热情，便不能打动人心；相反，人们的问题反而集中到切尔纳会谈的细节上来了。

  他知道切尔纳会谈的细节，切尔纳每天都来电告诉谈判的细节。到现在为止，尽管尚未听到最坏的消息，但形势令人担忧。

  切尔纳来电告诫：如果《两千字宣言》里的论点再发展一点，如果国内的反苏情绪再增长一些，都可能给武装干涉造成借口。在切尔纳的主席团，要求人民保持稳定和秩序，也要求他为这种稳定付出最

  阳台招待会又继续了三个钟头，但人们仍不愿离去。这六个小时的热情宣泄和理性抑制，将他的力量耗尽了。他衰竭了，物力将讲话继续下去。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

  民众要的真相是切尔纳会谈的内幕，是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他们要知道，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不是面临着匈牙利人民在十二年前所经历过的巨大灾难？

  是呵，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才没说实话，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他才不能说实话。此时，他一下就懂得了什么叫历史重担。他被这副担子压追着，精疲力尽地躺倒在钢管叠椅上了……

  就在这时，秘书送来了两份密件。一份是华沙条约组织在捷波边界以演习为名调动部队的情报：另一份是华沙条约五国首脑致捷共的联名信。

  尽管这封信里的观点是听到过的，他还是难以相信竟然有人敢把这种赤裸裸地干预别国内政的威胁写在决议上，并把它发给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他的手颤抖着，他看看手中那封恶毒的信，又看看没有安静下来的人群。他为人民受到的诽谤痛心了，为自己刚刚的烦躁自责了。

  他把视线收回来，又投到信上。那上面的威胁再露骨不过了； 强大的霸权干涉已迫在眉睫，难道他却要排斥人民，而只靠十几个主席团成员去应对吗？

  他估量了这副历史重担，探究了这个历史关头，他决定把权力交给人民，让他们站出来选择，承担；因为这是整个民族的大事，没那个领袖或政党，有力量单独担负这副重担。

  他脸色苍白，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他晃晃手中的纸张，等人群安静下来后，用急促的声音问：

  他的声调、表情，还有手中的纸张，给人们造成一种神秘，紧张的氛围。许多人的心被某种不祥的力量揪紧了，以至竟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于是，他又一次喊道：

  他没有把话说完，仿佛感到有啥东西哽在喉头。整个集会上下，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声响，全被他宣布的这一条消息凝结住了。

  他把视线投向人群，可什么也没看到，因为天色已经朦胧，而他的眼睛又完全被泪水蒙住了。整个集会静悄悄的，以至有一个女人的抽泣升起来，象锥子般扎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上。但这是一瞬间的事。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战斗！”第二声有上百人相应，第三声便喊彻了整个广场。上万人在持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口号：

  他走到刚刚责问过他的眼镜记者身旁，恳切地拉住对方的手说：“你说得对，谎言和忍让是不能换回独立和安宁的。让人民用战斗去迎接希望！让一千二百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站起来，用自己的热情、信念去战斗吧！我们没权力压制或冷却这股热情；相反，我们该用笔，用语言，用良心去激发、引导人民……”

  “不！”那位瘦弱的记者果断地说，“要引导的不是人民，而是另一些人；人民已经走到他们前面了。”

  他的眉头微微抖了一下，但还是坚定地点点头：“你说得对。同志，为了另一些人，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这场艰难的六小时记者招待会之后，那场更加艰难而没有结果的切尔纳会谈休会了。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布拉格，准备讨论高级华沙会议来信。

  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他要求决然拒绝华沙来信的强硬立场，没有正真获得与会者的支持。主席团大多数成员都不愿意拿出断然措施。他们都以为事情太重大，太危险，也太微妙，担心稍不谨慎会招来历史性灾难。支持他的也有，而且非常热烈。

  然而奇怪的是，对他的支持竟来自两名以亲莫斯科著称的所谓。有了他们的支持，许多人反而更谨慎，他本人也有点动摇了。

  他感到理智又在心中渐渐抬头，要压制感情的冲动。他连连告诚自己：别感情用事，得冷静，冷静！

  然而，被希望和担忧所点燃了的人民却不能冷静下来。在驱车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处处都是燃烧着的激情：散发传单的学生，振臂呼喊的工人。几乎所有的广场和街心花园，都有人在演说。还有人在光线暗淡的路灯下，向周围的人朗读有关改革的报道……

  面对这些场面，即使隔着汽车的挡风玻璃，他那要求平静的心，也感觉到了那股洪流般的激情，感到自己又一次被卷进到激情的旋涡。他好几次让自己停下来，听演说的人宣讲，看激动着的人们用呼喊口号、签署姓名的方式，把支持给予演说人，给予征求意见的请愿人……

  他的汽车又停下了。这一次是因为交通堵塞：成千上万的人在几处要求签名的请愿书前排成长队，等候签名。每个签名处，都有从商店或住宅里临时拉出来的电灯，照着用粗大字体写成的请愿书。

  他下了汽车，用巨大的身躯挤开人群，挤到签名处前。人们签署支持的，是同一份公开信，只是为缩短排队时间，才分设了很多处。

  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写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的，其中第三个便是他的名字。信不长，但观点明确、感情炽人。

  公开信直言不讳地陈述了捷克民族所面临的危机，谴责任何软弱和叛卖，并毫不隐讳地要求收信人在危机面前拿出胆略、魄力和最强硬的立场。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他默默读下去，读下去，泪水涌上了眼眶，仿佛每一个字母都化成一颗颗燃烧着的火焰在他眼前飘动。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袭来，使他的感情和责任同时经受到难以忍受的煎熬，他那高大的身驱被这股力挤着，压着，变得渺小了。最后，连心灵也从这个紧缩了的躯干中挤将出去。他感到“我”消失了，融化到那无边无际的激流中去了。

  此刻，他真切感觉到了人民的智慧和成熟，感觉到多少年来，那些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关在秘室里争夺权力、制定治国方针、自以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是多么地狂妄和渺小……

  布拉格人耐心地排队，迅速地签名。要是在一年前，谁要把自己的名字签到这样的信件上，就等于把命运交给了魔鬼；但现在，人们毫不犹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住址，还有人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注上：“谁拒绝这封信，谁将受到签名人的诅咒！”

  他又向前挤去，挤到张贴着的公开信前。他掏出钢笔，用力地把自己的名字划掉，然后退回来，挪到签名簿前，对排在最前面的人说：“对不起，能允许我不排队吗?”

  他一生签署过许多事关重大的文件：有时是关于个人的命运，有的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每次这类签字，都使他感到一股来自自我的压力——权力和责任的压力。但这一次，他感到“我”消失了，就像他的名字一签到那密密麻麻、毫不知名的姓名里就再难寻找一样。此刻，他想起了某个帝国的大人物，曾经有过公开地指责，说“捷共正消失到群众之中”。他现在明白了这种“消失”的价值。他满意地微笑了，为这种自我消失感到陶醉……

  他在签名处所感到的那股力，迅速地在全国蔓延，将整个国度笼罩后，又迅速上升，向这一个国家最高的那座城堡袭去。当主席团在城堡的赫尔赞宫召开第二次主席团会议讨论华沙会议来信时，这股来自民间的力，强劲地袭击着这座宫殿，敲击着每个与会者的心脏。

  在讨论前，又有人把东欧五国华沙会议致捷共的联名信摆了出来，要大家细细琢磨，推敲，以拿出妥切的对策。但他，改变了会议的进程。他拿出另一封信，开始了演说式的发言：

  这里有另一封来信，在收信人一栏，在座诸位的姓名大多写在上面。我的也不例外。但我将它抹去了。我感到自己不存在资格拒绝或评判这样的信件，而只有义务支持她、接纳她；因此，我把自己的姓名挪到了写信人的位置上了。这样，这封信里的愿望、信念和力量，也有我的一份。尽管我的这一份，远不足它所有的万分之一，我还是感到自豪——为我们民族所焕发的力量自豪，为这种力量中有我的一份自豪。与这种力量相比，我们要讨论的那封信又算得了什么?！

  或许，世界上还有比这封信的签名人更多的公开信，但我断定，决不会有哪个民族能在某一件事上，有我们今天的决心和统一！据我所知，在有的州、县，所有的公民——连重病卧床的也不例外，都在这封信上签过名。当然，有人说过，说我们这个民族是微不足道的，说就是把我们的人口统统加起来，也没有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多。同志们，别惧怕这种讹诈；一个人可能倒下，一个政权可能被颠覆，但一个民族决不会倒下，决不会死亡！

  那种虎视眈眈的威胁是不能轻视的，但如果我们在它面前退让，不仅会危及我们民族的独立，也会危及改革事业的前进。有人以为忍让能换得改革的机会、时间和安宁；不！同志们，别忘了那些人撕破“大家庭”的友好面纱，露出杀机所要扼杀的，正是被他们咬牙切齿的政治改革!

  不要把我们的今天，同十二年前的匈牙利相比——不是我们更强大，而是我们的思想更成熟，目标更清晰。在我们这儿，即使真有反社会主义组织，真想恢复资本的统治地位，他们也没有力量去争取民众、左右民众。因我们的民众比他们更懂得自己的历史利益，我们的工人阶级，既认清了这场灾难的根源，也找到了获得历史利益的渠道——那就是经过改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由于有整个民族的力量作后盾，他的演说获得了成功：主席团一致通过了“拒绝华沙来信”的提案。

  热烈的掌声，激愤的心情在赫尔赞官升起、激荡。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终于迎来了新生，她满怀信心和激情，要给历史写下最光辉的一页。

  然而，历史太无情，它躲开了人民的拥抱，把自己交给了躲在阴暗角落的魔鬼……

  第二天，就是那两个首先支持过他的主席团成员，不通过主席团讨论，就把他的演说，他的演说所争取到的决议，连同《两千字宣言》一起，作为党的文件发到了基层党委。

  整个民族的热情，像火山熔岩般沸腾起来，它的力量那样大，简直要把那个霸权，从帝国宝座上摇撼下来。于是，这幕壮烈的悲剧，被这力量推到了高潮——民主与专制，强权和真理的搏斗展开了。

  没过一个月，苏式坦克就冲破了那道用“社会主义大家庭”词句铸成的铁幕，把霸主的黑手伸了进来。重建人道社会主义的改革被暴力囚禁了，建设“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被鲜血淹没了……而他，和他的几个同志，竟被从中央委员会驻地，直接押上了一架没有座位的苏联货机，飞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一份“邀请盟国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伐克领土”的条约，在等着他们签署……

  夜深了，从下午就刮起的寒风渐渐平息了，正个世界都被死一般的沉静笼罩着，只有窗下暖气片的漏气声，咝咝的，像一个人咽气前，从嗓子个眼挤出的声响。

  他的生命就要停息了。刚才，回忆领着他的思想和检讨，从1968年春天，一直走到莫斯科。这次劳累而痛苦的重游把他的力量耗尽了。他现在已无法回忆：到莫斯科后，都做了些什么……

  他记不清了，也不愿意记忆；他没时间，也没有精力。这次最后的旅程，并没有完成那个检讨，没找到那个答案：他，到底要为那场悲剧承担多少责任？

  远处，伏尔塔瓦河上的汽轮，拉起了一声长鸣，传到他渐渐昏迷的神志里，却仿佛成了荒野里的一声狼嚎。这时，印在他脑海里的北极熊变成了一只呲牙咧嘴的恶狼。这个凶恶的形象又把他的思维刺激起来：对，狼更适合那个帝国的形象，因为它更残暴，更无情，也更狡猾……此时，一个寓言，像一把钥匙，将他至今没能走出的迷宫打开了：吃羔羊的狼是无所谓什么借口的。

  他的答案找到了。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使自己从良心和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他的心灵微笑着，准备毫无遗憾地辞别人世了。

  是呵，战斗了一生的他，三起三落的他太疲倦了，他需要安心地休息了。他轻轻地合上眼睛，等待着……然而，就在他的最后时刻，另一个念头突然颤巍巍地钻进他的脑海：要是再有第二个、第三个布拉格之春，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捷克的悲剧吗？

  他猛然被这样的一个问题撕扯了一下，由渐渐的衰弱，变成了剧烈的颤抖，震得他的肝肠像是断裂式的痛楚起来。好一阵，这所有的撕扯、颤抖、剧痛连成一片，给了他的心脏的最后一击。